从松本清张的砂之器，森村诚一的人证，再到东野圭吾，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实际形成一个套路.     前大半部分层层剥开的悬疑用来引发观众的探寻兴趣，拉住他们的注意力，并撑起故事长度，到尾声则不再遮遮掩掩，而是直接以办案人的完整推理或干脆当事人的自述让真相与前史完全做情境还原式的完全坦白，以此表明罪犯的无法抗拒的悲惨背景导致其犯罪的被迫性，让人心生同情，从而消解罪犯的个人因素，甚至动机都被转换为牺牲的伟大.     这类小说最易击中人心的段落往往是对人物悲惨背景简史的揭开部分，最终则往往容易倒向浓重的难逃命运的煽情结局.     而冷静想来，这是否有把犯罪动机过于理性化，把责任都推向不可抗拒的外部原因，从而淡化了罪犯个人暴力倾向，推卸了其个人的行为选择的责任问题呢？日本人的这类心理意识与社会派推理的兴盛似乎正是互为映照的关系虽不尽如人意，但并非一无是处.     角色的性格特征是鲜明的，但作为电影来讲，光是人物成立是不够的.     叙事太弱，太多没有交代清楚的线索，被削弱的故事导致电影感薄弱.     虽然剧本仍有郭敬明的改编，但即使是最默契的搭档落落也不能完全捕捉到原著里很多应该体现的细节和情感.     易遥和齐铭这条线被弱化了，由此失掉了原著的味道.     要制造悲伤首先也应从故事出发，太多零碎的特写和太多升格镜头只能徒增矫情和造作.     没有一味地复刻书中的对话，有几处把原著搬进台词里反而有些生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