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行动功利主义者将参照他的普遍感情来检验他的特殊感情，而不参照他的特殊感情来检验他的普遍感情。现在，我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接受这一观点的同时（如果我没有这一倾向，就不会受到激励去陈述和捍卫作为一种规范伦理学的功利主义），我又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与其相反的观点，即我们有时应当依据如何理解基本原则的特殊运用来检验普遍原则。（我有点像G.E.摩尔回答C.L.斯蒂文森那样［36］，他既感到自己是正确的而斯蒂文森是错误的，同时又感到斯蒂文森是正确的而自己是错误的。我的犹豫也许更难解决。因为对我来说，所涉及的是一个感情问题，而不是一个认识问题。）
指出功利主义在某些例外的境况下，具有非常令人恐怖的效果并不难。在一篇非常简短的评论［37］中，H.J.麦克洛斯基（McCloskey）考虑了这样的事例：假设一个小镇上的法官只有“诬陷”一个作为替罪羊的无事者，才能阻止一场严重的骚乱（在骚乱中，成百上千的人将被杀死）。在这种情况下，行动功利主义者通常能赞成对待此事的日常道德感情。他可能指出，法官的不诚实有可能被发现，其后果会削弱人们对共同体的法律和秩序的忠诚和尊重，这种效果甚至比成百上千的人痛苦地死去更坏。然而，麦克洛斯基马上会指出，他能提出一种这些反对法官的行为的理由都不适应的事例。例如，可以想象这个法官有最充分的事实证明他不会被发现。因此，反对法官这种行为（即虽然他知道他“诬陷”的人将被杀死，但他仍然坚持如果不诬陷这个人骚乱便会发生这种可能的看法）的理由是不可靠的。类似于麦克洛斯基的某些人能够一直修改他的故事，其结果是迫使我们只好承认，如果功利主义是正确的，这个法官就必须诬陷无辜者。（麦克洛斯基也令人信服地证明，准则功利主义也包含相似的客观结论，即一个非正义的惩罚体系比一个正义的惩罚体系更有效。即使准则功利主义者能使自己与行动功利主义者截然划清界限，即使功利主义者能从“行动”功利主义退回到“准则”功利主义的形式，他也不能避免其理论的令人讨厌的结论。）虽然功利主义者可以争辩，麦克洛斯基列举的这种境遇绝不可能在经验中出现，但麦克洛斯基会指出，这种境遇在逻辑上是可能出现的。如果行动功利主义者拒斥这种非正义的行动（或体系），他显然就放弃了他的功利主义。然后，麦克洛斯基评论道：“不过，就我所知，在当代功利主义者中，只有J.J.C.斯马特乐于采用这种‘方法’。”我在此必须提出严正的抗议，麦克洛斯基使用“乐于”一词，完全使我看起来像一个应受严厉谴责的人。即使在我最富于功利主义情调的言论中，我也不乐于这种功利主义的结论。然而，不管行动功利主义者多么不乐于这种结论，他也必须承认，当他处于这种境遇时，应当得出非正义的结论。让我们希望这种非正义的效果只是一种逻辑的可能性，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因此，凭借这种希望，我没有与功利主义产生矛盾。如果任何非正义会导致苦难，我们能用两恶之中择其小恶来为其辩解。行动功利主义者被迫在两恶之中择其小恶，但他面临的这种境遇越少，他就越快乐。一个人不必把行动功利主义者想成是一个不仅不值得信赖、反而还要踹他一脚的人。依据一种自然的社会学事实，我认为，功利主义者比那些通常值得信赖的人还要值得信赖。那些伤害你的人几乎都不是功利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