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唐代设馆修史，历代相沿，成为定制，从而展现出了中华文明之连续性发展的宏伟历史画卷。今存“二十四史”，构成了这个宏伟历史画卷的主体。其间，元代后期撰修宋、辽、金三史的史学活动，如同唐初撰修前朝史一样，也显示出最高统治集团的雅量和器识。
中国官修史书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列举一些，这里说的是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当然，中国古代官修史书，也存在一些弊端。这种弊端，从刘知幾在唐中宗时给监修国史萧至忠的上书中有集中的反映。他写道：知幾“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者，何哉？静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他说的“五故”是：第一，群体修史，各人自我称许，意见难得一致，“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第二，资料不完备，具体表现是：“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县，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兰台，簿籍难见。”第三，权门、贵族干预修史，“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不栖毫，而缙绅咸诵”，撰史之人“能无畏乎”！第四，多人“监修”，意见不一，“十羊九牧，其命难行；一国三公，适从焉在”？故修史者无所适从。第五，事关体裁、体例，如史书断限、史事取舍、叙述丰约、如何分工等，无人过问、“指授”，无所“遵奉”，以致“坐变炎凉，徒延岁月”。[10]刘知幾所反映的史馆修史的情况，主要出现于武则天当政时期。唐太宗、唐高宗时期的史馆修史状况并非如此，即使出现过某种弊端，也不像刘知幾所说的那样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