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面，他们确实是有一种时代所特别赋予的幻想，而且还竭力要把这种幻想纳入工人阶级斗争的背景之中。那个时代所有的启蒙主义者和进步论者都认为，理性和知识的传播仅仅是由于缺乏媒介而被限制住了。他们的类推通常是机械的。兰开斯特和贝尔力图以廉价的方式通过儿童辅导员的努力使学生的专门知识增加，他们的教育方法被（贝尔）称为“道德蒸汽机”。皮科克把布鲁厄姆的“有用知识传播会”称为“才智蒸发会”是极为准确的。卡莱尔非常自信地认为，“读小册子注定会在人类中产生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巨大必然的变化”：
严格地说，印刷机也可以称为用于人类心灵的乘法口诀表。印刷术使人类的心灵成倍地丰富……小册子销售者是改革机器中最重要的推动力。[42]
欧文曾怀着救世主式的、但却是机械的乐观主义情绪仔细考虑过以宣传的方式建立新的道德世界。
然而，即使这当中有一部分理性主义的幻想，我们还得考虑第二个——也是更直接的——后果：从1816年到1836年，这种“成倍增长”似乎发生了作用，因为代表工人阶级激进的“无印花税报纸”编辑及撰稿人，一直在利用具有倍增效应的印刷机器；而且前25年的经历已经使全国各地的能够接受他们现在读到的东西，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可以从激进组织的稳步发展中看到：这些激进组织已从大城镇和工业区发展到小选邑和集市小镇。六项法令之一（有权搜查武器）只是在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某些特定的“骚乱区”实行。[43]从1832年以前一直到宪章运动时期，在每一个郡、许多最小的集市，甚至在较大村庄建立的激进派的核心，而且几乎每一个都是在当地工匠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在克罗伊登、科尔切斯特和伊普斯威奇、蒂弗顿和汤顿、南特威奇或切尔顿哈姆这类中心地区，都有勇敢大胆富有战斗精神的激进派或宪章派团体。在伊普斯威奇，团体是由织工、马鞍工、马具工、裁缝和鞋匠组成的；在切尔顿哈姆是鞋匠、裁缝、石匠、家具匠、园丁、泥水匠和铁匠——他们都是诚实可敬的人——才智方面都大大超过一般水平。[44]这些人都是被科贝特、卡莱尔、赫瑟林顿和他们的经济人“发动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