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张玄素上书切谏承乾要勤见僚属，承乾不仅厌听逆耳之言，而且还“遣户奴夜以马挝击之，殆至于死。”贞观十六年，张玄素针对承乾“败德日增”的逆境，再次苦口婆心，提醒他“如其积德不弘，何以嗣守成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无异是摊出了底牌。承乾竟对太子位危的严重警告也无动于衷，还想再派刺客行刺。他甚至说：“我作天子，当肆吾欲；有谏者，我杀之，杀五百人，岂不定?”唐太宗一再宣称纳谏治国，承乾则反其道而行之，自然唐太宗不会喜欢这样的嗣君。
第三，亲贤与疏贤不同。唐太宗立国以来，思贤若渴，一旦发现贤才，必礼贤下士，这是促成贞观之治的一条政治经验。承乾则与乃父相反，正如唐太宗所指出的： “不闻爱贤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既然不爱贤才，必然疏远正直，狎近群小之辈。贞观十四年，承乾耽情声色，疏贤更甚。其突出表现是亲近宫嫔、宠信宦官，张玄素说他“亲嬖幸，远忠良”“宫臣正士，未尝在侧；群邪淫巧，昵近深宫。”过了两年，承乾还是劣性未改，仍然是“望苑之内，不睹贤良”。于志宁也针对承乾令“阉官多在左右”的疏贤做法，提出不可宠信宦官的诤谏。以“赵高作奸，秦氏锺其弊"及两汉宦官参政、造成“缙绅重足，宰司屏气”的教训作为鉴戒，要求承乾改变宦官“往来阁内，出入宫中，行路之人，咸以为怪”的现象。可见，承乾疏贤越来越严重。既然父子对用人政见如此相戾，当然没有共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