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修安认为小说预先表现了存在主义的哲学内容:从存在主义哲学的“此在入世”理论来看(“此在”在海德格尔那里被定义为能够追问并领会存在意义的特殊存在者, 即人本身, 也就是作为“我”的这个人本身), 毕巧林这个“此在”也是被现实日常生活“抛入”了一系列毫无意义的“生存活动”之中:他追逐异性, 希望爱情能填补他空虚的心灵, 但爱情除了能以短暂的欣慰麻痹他的心智外, 留下的是更为深沉长久的失落和痛苦; 他“行为怪异”且几近孤傲, 不仅对待朋友态度“冷漠”, 而且强烈地“憎恨”着他的敌人。然而, 因疏远朋友和消灭敌人所确立的“独立”却并没有使他获得心灵的解脱和自由。作为一位不断追寻存在意义的存在者, 毕巧林式的“此在”领会的存在意义在于要“到生气勃勃的事业中去”, 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问自己:“我活着为了什么?我生下来有什么目的?……目的一定是有的, 我一定也负有崇高的使命, 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灵魂里充满无限力量。”这也就是说毕巧林想在日常生存状态中对自己有所作为, 他才可能领会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 他的行为选择与海德格尔对“此在”所做出的一种规定相符合, “这个在其存在中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的存在者把自己的存在作为它最本己的可能性来对之有所作为”。然而, “此在”既不是一个可以自明的存在者, 也不是一个不“在世之中”的存在者, 因此, “此在”无论通过何种“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的方式来“作为自己”和“生存于世”, 他都不可能不受所在“世界”的影响, 他也就必然会沉沦于世, 甚至可能“丧失自我”, 从而演变或异化为“常人”。“智慧超群、意志坚强”的毕巧林正是在这样一种必然的逻辑机制下沦为“常人”的:他受当时昏暗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的困扰, 他处于这样的“日常平均生活状态”之中, 他憎恨他所属的那个社会, 但是他却无力摆脱, 反而要受其支配, 他的自由的天性和聪颖的智慧被扭曲和抹杀, 他“永远丧失了高尚志向的火焰”, 因此有了绝望的心情, 甚至认为自己“在精神上残废了”, “一半的灵魂不再存在, 它枯萎, 涸竭, 死掉”了。于是, 他就开始“迷恋于空虚而无聊的情欲”, “变得像铁一样又硬又冷”。至此, 毕巧林就真真切切地变成了一个“常人”, 但这个“常人”却是“时代的英雄”, 只不过这个“英雄”是由“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玩世不恭、到处找寻刺激、无事生非、玩弄女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