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跟从谭延闿参加二次革命的时候，他被狡诈多术的汤芗铭俘虏，声名大败。汤芗铭一介臧仓小人，曾经于加入同盟会后翻悔，在巴黎旅馆中窃取孙中山皮包中的党人名册，向当时驻法公使孙宝琦自首求赎，为孙宝琦斥回，成为天下笑柄。赵恒惕俯伏于这样一个人手下，其侘傺可知。后来还是经由黎元洪和蔡锷具保，袁世凯才放了他一条生路。
真正令湖南父老望风慕义、箪食壶浆以迎之的事只不过一弹指顷。一九二〇年，北洋出身的段（皖）系军头张敬尧挥军入湘，由段祺瑞授命为湖南督军及省长，谋事治军皆极败坏，湖南父老在压迫宰制之下倾力抗争——这当然另有背景；显然，“湘人治湘”的呼吁不只针对“杀人王”张敬尧，也是一向有“粤人治粤”“赣人治赣”“鄂人治鄂”这一类地方自治呼吁的一个响应。
这不只是地方父老藉以驱逐非在地军事领袖的口号，也是数十年来时隐时起之“联省自治论”的再一次抬头。地方士绅于袖手当局、暌违大势之际，索性缩节其抱负、简约其视野，从精神胜利的角度理解，也就看似像是在伸张一地方、众父老、诸子弟的气格了。
正当此际，赵恒惕提一旅之师，在谭延闿的授意之下，再度挥军入湘，一举赶走了设防不及的张敬尧，成了彼时湖南乡亲的救星，却为时短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