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星期后，我从最初的疯狂与难以入睡中挣脱出来，开始学会在声音减弱时休息与思考，转而试图向家人朋友证明自己仍然理智清醒。虽然听不到自己的嗓音，但我似乎没有丧失语言能力。不久后我学习唇语，并坚持要回到原来的学校，同时开始寻求治疗。
突发性听觉神经障碍。这是最开始那两年我在医院里看到次数最多的唇形。在跟一群先天听障学龄前儿童一起上唇语课的同时，我的父母带着我跑遍了国内所有的顶尖耳鼻喉科三甲医院，和每一家叫得上名字的听力相关诊断仪或治疗仪公司，除了让我涉足大半个中国的省会以外毫无收获。
不论是医生、顾问、经理、教授或其他奇奇怪怪的称呼，结果都一样。他们中一些人声称，我只是装模作样，不愿意上学、经历失恋或者校园霸凌；另一些人拿着各种只能证明我多么健康的拍片和化验结果单来推测我有史无前例的新型脑肿瘤、听觉神经压迫或妄想症；甚至有一位民间医生看了我拍的片子，指着一处和周围看起来别无二致的大脑成像图细节，信誓旦旦说那里出现了一个无法在视觉上辨认的血液流速的变化，连他站在一旁的助手听了都忍不住发笑；然而票数最多的意见是我患上某种精神疾病，这一切都是我的想象。